作者 | 谈谈 影视产业观察特约评论员
昨晚，纪录片《中国》第二季，在湖南卫视黄金档播出，再度收割关注。早在2020年，国风尚未如此之盛时，这部“以影像著史”的纪录片，便成为不少对历史饱有爱意之人的飨宴。它凭借世界级的视听语言、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及整体审美气象上的打造，开辟出了一种独有的纪录片风格乃至美学风格。
纪录片《中国》，是中国电视史上首部直接以“中国”来命名的作品，以电影化拍摄手法，人像展览式的戏剧结构，描摹历史群像，把个体经历融入时代进程，从思想与制度两大线索出发，全景式再现华夏历史切面，诠释中国人的文明源流与精神底色。
笔者认为，该片的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从内容上完成了对中国历史文明的溯源，还在形式上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表达范式，可以说是用极致的“中国美学”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范例，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既是这部纪录片的外在肌理，亦是本片的灵魂所系。
历史是故事，但历史不仅仅是故事，更需要通过故事有所表达。历史有情绪，更需要通过人物有所感悟。但仅仅讲人物，也是不够的。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命题下，对于创作者而言，每一集都要完成基本信息交代、故事的戏剧化、恰当的评点、适度的情感，以及所有这些和历史时代大背景的连接，最终找到最适合的、独属于《中国》一片的表现手法和表达逻辑。本文拟从思想源变的历史叙事、艺术手法和影像气质三个角度，详细探讨一下纪录片《中国》的中国式美学呈现，如何在追求影像视听现代化的同时，尽可能地做到将内容史诗化、审美经典化和风格东方化的。
历史叙事重通感
令思想与情感共鸣
纪录片《中国》采取的叙事策略是以中华文明演进发展中的重要节点串联起中国历史璀璨辉煌的篇章，着重展现中国的思想源变。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那些对后世中国带来了深远影响、极富代表性和时代意义的人物与事件，截取在当时具有开创性、转折性或标志性的重要节点，进行重点表现，其间又或将历史的重要细节放大，引领观众见微知著。
第一季用千年时光的回溯，溯回春秋到盛唐的制度与思想脉络，呈现大一统与民族融合；第二季将接续第一季时间线，再用10集梳理从盛唐拐点到辛亥革命，中国文化的血脉传承，展现家国情怀、民本思想的诞生，在梳理思想源变之时，亦在闲处落笔，体现出在世界的平行发展之中，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可以说，先后两季，完成了对中国历史精神谱系的一次全景回溯。
“记忆实质是人类的一切思想情感文化文明的基础和根源”（王蒙），其目的是找到“历史”与“现实”的通感类应。以此来观照，纪录片《中国》并没有拘泥于著史的全面与平衡，无论是打开历史的方式，还是选择呈现的历史记忆，其着力点都是从当代中国人的“通感”出发的。纪录片呈现出了几条不同的历史叙事脉络，却始终潜藏着一条“情感”的流动之河，牵引着当代中国人走进“历史情境”中去，聆听历史的呼吸回响，与历史人物共振共情，从中华民族丰硕的历史文明中汲取滋养。
第二季的叙事始于盛唐，众所周知那是一个辉煌而又灿烂的时代，诗歌的造诣空前。第一集《惊变》以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对谈引入，两位诗人的命运轨迹相交，对待时代下的命运各自又有着不同的入世出世的精神态度。从这一场源自诗人心灵的隔空对话之中，我们不仅知晓了诗人的内心情感和思想里程，还窥见了唐朝的兴盛与衰败。
显然，纪录片《中国》有着它自己一套独特的寻求思想与情感共鸣的方式，让古人的情感在当代的语境中得以被今人所感知，历史也因此“鲜活”起来。从诗歌盛唐到宋代人文美学，元代建都……纪录片《中国》从人类共通的情感为出发点的历史叙事，一次又一次地将时代里的个体记忆和浩瀚历史长河相印证，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所经历的像似“我们”的亲身经历，直至镌刻下当代的历史印痕，串联成一部完整的抒情史，抒发着人性之美，闪耀着人文之光。
呈现方式重凝练
以瞬间寓永恒
一部历史纪录片的创作首先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对象，这部纪录片是定位为通史？断代史？专门史？还是其他；二是方式，即如何呈现对象。纪录片《中国》作为一部时长有限的纪录片，要在两季共22集的篇幅里囊括中华民族上下数千年的思想文明，注定不可能对历史做全面细致的论证与展现。既然一部历史纪录片追求“鸿篇巨制”的观感无法轻易通过内容上的“量”极来实现，就必然需要另辟蹊径，找到一种巧妙的呈现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能够与全片历史叙事表里合一。
可见的，该片的创作者们没有一头扎在历史文献的故纸堆里，而是对本片所将要呈现的对象和方式做了十分深入的思考，从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中找到了本片最适合的表情达意的方式。于是，在纪录片《中国》中，我们跟随影片精心构建的影像语言穿越进深邃遥远的历史时空隧道，创作者从故纸堆与遗迹丛里推演还原出的那些历史场景和细节，像是一个个精准解剖历史的“切片”，特定的“瞬间”通过纪录片的影像被呈现、被凝固、被流传了下来，成为这部纪录片主旨所希冀呈现的历史中的决定性瞬间。
纪录片《中国》借助影像直观的力量，通过这些凝结的瞬间，我们得以重回历史现场，导演有意采用大量的慢速升格镜头，有效延展了观众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感知，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关乎历史的沉浸式体验。并且，该片的影像语言系统，特别是摄影机镜头的运动方式，与我们欣赏传统中国画的方式和习惯颇为接近。
传统中国画是以水墨绘于纸面，装裱后通常都是用卷轴的方式保存的，因此，当人们欣赏画作时必须首先有一个展开画卷的动作，而就在铺展画卷的过程中，人们的视点会随着画卷逐渐展开自然地移动，往往是目光所到之处，细节纷呈。由于审美行为的发生，原本静态的画作具备了时间流逝和空间移动的效果，带来时空变换的动态审美感受。
《中国》这部纪录片的运镜看似自由舒展，实则笔法有迹可循，摄影机的运动轨迹和镜头切换生动地模拟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欣赏中国传统画作时的用眼方式，还大量借鉴了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传统中的其他一些重要元素。
比如第二季开篇第一集《惊变》中，为了表现李白与杜甫这两位诗人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近乎空灵的对谈，整个历史再现的“瞬间”像是一幅山水文人画。无论是在画面的组成和构图上，人与自然环境间和谐的比例关系，还是在日常化的场景，通过仔细描绘服饰、动作与神情，塑造符合历史时代精神气质的人物，都遵循着传统中国画的艺术范式，片中的一个段落就像是一幅动态的“山水双圣图”。
而当中国古典绘画的阅读经验与影像相结合，原本凝结的历史“瞬间”也流动了起来。第一集《惊变》从一开始便提供了稳定而又流动的观赏视点，随着慢镜头由整体层层递进至局部，相同内容的反复呈现与不重复的角度形成一种颇具韵律的审美视角转换运动，同时强调镜头内外的动静衔接，以及放大细节的处理捕捉人物的内心情绪，充分调动起艺术作品蕴含着的内敛沉静又波涛汹涌的情感张力。
抒情史的写作始终关注的是历史环境和时代洪流中的人们的心理、情感和精神世界，关乎人性的，本真的，永恒的。因此，抒情在这部纪录片里是一体两用的，既是内容亦是方式，正是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个极富美感的抒情性“瞬间”串联起来，着眼于对重要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现，才有了勾勒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可能。
影像气质重写意，以“散”作魂
纪录片《中国》第二季开篇，便从“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开始说起，影片以诗证史，将大众熟知的安史之乱、李白与杜甫，以新视角加以展现，以散文化的叙事视点和诗性的表达，代替了历史纪录片重纪实的刻板常规做法。李白与杜甫，他们“一个如从天上而来，飞流直下；一个如在大地上生长，厚重深沉”，他们一个旷世豁达，一个心忧天下，在影片中，他们的姿态、表情，一言一行，都显露出人物的生命力。“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在命运跌宕之中折射出一个时代，也映射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归宿。
纪录片《中国》始终在呈现对象和方式上坚守对中国古典美学传统的追求，体现在纪录片创作者对于影像内部每一个场景的选择和意境的营造，比如画面远景的山水草木，近景的桌椅案几，都散发着一种知兴衰荣辱的自然灵性，让我们不自觉地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走进历史的情境。
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作为中国史上最早的画论，将“气韵生动”作为六法之首。意谓艺术作品体现宇宙万物的气势和人的精神气质、风致韵度，达到自然生动，充分显示其生命力和感染力的美学境界。纪录片《中国》中出场的人物并不多，但每个人物每一次出场的场景都经过精心设计，或寄情的山水诗酒，或融洽的生活氛围，或激烈的矛盾挣扎，镶嵌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品质和美德。影片的画面呈现依从了中国画论的“散点透视”，构图疏离有致，重写意，注重影像气质的诗意和内在精神的传递。配合前文论述的在呈现方式上追求历史“瞬间”的时空延展，可以说，这部纪录片将影像语言和中国传统美学做了深度地融合，因而给观众带来了“一眼万年”的观赏体验。
我们通过纪录片《中国》里这些有生命力的对象，在意蕴绵延悠长充满古典东方美学的意境中，体会生命力的流动和精神的共鸣，感受到一种直抒胸臆的情感力量。《中国》里的人物群像，用大写意与大脉络梳理出历史长河涌动的方向，更以古今之间共通的情感及共有的生活体验，凝聚出隔着千百年亦能击中人心的力量。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仍然要面对诸多文化审美困境。中国主流电视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必然要立足于本土文化，坚守文化自信，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范式。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文化艺术只有表达本土审美观念，才能激发群体成员的共情共鸣，唤起民族文化记忆，强化群体文化认同。孕育于中华大地，受五千年历史滋养的中国传统东方美学，沉淀着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追求。
从春秋到当代，纪录片《中国》两季共22集的体量，恐怕是国内第一部跨度如此之大的历史纪录片。而其间所呈现的思想与制度脉络，影像风格的艺术追求，充分体现着该片以当代视角解读历史中国、延续中国美学传统、溯回中华文明的初心。片中的每一个人物既是主体也是介质，抒情既是内容也是方式，在岁月的沉淀中，坚定地指引着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之路。
